1936年12月11日，蒋百里从南京飞到西安，刚住进当时西北地区首屈一指的特级旅馆西京招待所，就被蒋介石召到临潼华清池会面，汇报欧美之行情况，张学良亦在场。“汉卿邀我一同回西安，委员长留住了他，说是还有话要说”，蒋百里回到西京招待所已是傍晚六时许，便匆匆赶往设在新城大楼杨虎城官邸的张、杨公宴。蒋作宾、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是夜同住西京招待所的一干军政大员皆是座上宾，晚到的张学良还一脸笑容地向来宾们致歉，觥筹交错之际，完全没有“子弹上膛”的预兆。
“翌晨，曙光未起，闻枪声四起，疑系军队凌晨演习，初未介意。俄而，机关枪声大作，辨为实弹射击。然犹以练习打靶，决未料祸变发于俄顷。也未几，枪声由远而近，似在咫尺之间。……有一青年排闼直入，询余姓名毕，即曰：‘请先生至客厅休息。’语未毕，两健卒挟余出。”十七路军扣留了西京招待所内的所有军政大员——昨日座上客，今为阶下囚。被埃德加·斯诺目为“犹如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跳跃”的西安事变，是各方联合演出的一幕悲喜历史活剧，而蒋百里的“意外撞进”，也只是剧情的一个小插曲。
西京招待所大门旧影 供图 张亚萌
1936年12月9日，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之际，西安万余大中学生请愿游行，先到西北“剿总”（今碑林区政府），继而到新城官邸、陕西省政府（今莲湖区政府），接着向五十里外的华清池行进，欲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蒋指令张学良武力镇压。下午三点多，队伍走出十几里路后，张在东郊灞桥十里铺赶上请愿学生，站在装甲车上对他们讲话：“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但你们不要去临潼。你们去了，一则不能解决问题，二则有危险。”他表示：“我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几天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
这不只是学生的热血。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在“版图变色、国族垂亡”的关头，西北地区的局势也如一个布满干柴的角落，等待的只是一个小小火星。
1936年春夏，“德国医师海伯特牙科医院”的铜牌悄然挂在西安城内七贤庄1号院的门上——年初，共产党在这里设立了秘密“红军联络处”，通过史沫特莱推荐的德国共产党员温奇·海伯特开办的“医院”作为中转站，将从全国各大城市秘密采购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送到陕北。此处距离位于城东金家巷5号的张学良公馆、原为太极宫太极殿所在地的杨虎城公馆“止园”皆不远。
西安城中早已红色暗流涌动。1935年9月，红25军与西北红军会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命他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一起，率兵十余万包围和进攻红军在陕北的根据地。然而，东北军110师在劳山被红军歼灭，107师在榆林桥惨败，109师在直罗镇被消灭，“停止内战”的呼声在官兵中高涨，“优秀的军人在内战中牺牲，共产党的战斗力决不可低估。这使我原有的想法越来越强烈，终于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对日本怀有杀父之仇、夺地之恨、毁家之难、流亡之苦，兼及饱受“不抵抗将军”骂名之辱、“剿共”屡遭败绩之悔的张学良逐渐发现，“十年内战并没有统一中国，只有通过抗击外来侵略，才能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统一”。
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在肤施（今延安）会谈，双方取得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的初步协议；同时，红军与十七路军约定“必要时可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三军结成“三位一体”同盟。10月初，张接受海伦·斯诺的采访，10月20日，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海伦写道：“张学良……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形势并没有海伦描述的那般“顺滑”。两天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蒋介石等自南京飞抵西安，设行辕于临潼骊山华清池环园五间厅。在今日充满仿古建筑的华清池，环园仍是一座颇具江南园林特色的雅致小院。这座清代驿馆同治年间曾毁于战火，光绪时重建后改名“环园”，中为荷花池，池东白莲榭为宴会厅，蒋在此宴请各路军政大员；池西有一清代浴池，仿贵妃池形制而建，为蒋沐浴室；池北即是著名的五间厅，由五个单间厅房相连而得名，左起分别为钱大钧住室、蒋办公室、蒋住室、会客室、侍从室，庭院阔朗，树木葱郁，南依骊山——地理位置决定了日后蒋的“奔跑”路线。
五间厅旧影 供图 张亚萌
在五间厅，蒋分别召见张、杨谈话，准备在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之后月余，他奔走于洛阳、太原、济南等地，策动各系势力参加“剿共”，调动嫡系部队30个师及百余架各式轰炸机、战斗机。
“等委员长来到西安，我们可以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11月初，张又一次谈及对蒋的不满时，杨虎城如此提议——“捉蒋”的念头一经冒出，便像地火一样在地下运行。
12月4日，蒋再一次飞抵西安，仍以五间厅为行辕。此番更“来势汹汹”，把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重要将领调往西安，中央军亦滚滚西进；5日，与杨同龄的毛泽东写信给杨，中有这样的话语：“蒋氏徘徊歧路，对外则力求妥协，对内仍继续内战，非举各方团结抗战之力，不足迫令其走上抗日救国之途。”6日，蒋在华清池召见张、杨，提出两个方案，要他们择一而行：部队全部开赴前线“剿共”，否则让出西北，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让中央军“剿共”。7日至11日，二人一再试图改变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均遭严斥。7日，张对蒋痛切陈词，声泪俱下，蒋却斥骂他“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明确表示就是拿手枪打死自己，“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
“苦谏”“诤谏”“哭谏”均无效，只能试试“兵谏”了——8日，二人已在秘密商讨对策，决定采取联合行动。下午，东北军的将领王以哲密告刘多荃道：“副司令已与杨主任经过多次密商，决心要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张还安排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十八团团长刘桂五谒蒋“请训”，以便熟悉华清池情况。
张劝阻学生的9日晚上，二人邀请南京来的军政大员在西安易俗社观看秦腔《柜中缘》，其中自然没有蒋百里；其后不到三天，他却没落下更值得观看的“剧目”。谁也没想到张学良所说的“事实”，是一场“事变”。至于蒋对他“年轻无知”之类的斥骂，他的回答一如晚年所“复盘”的：“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华清池环园内的白莲榭内景 摄影 孟慧忠
“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时心颇犹豫，及回厅前，见有军用汽车由西向东者甚多，心又疑虑。……晚，招张、杨、于（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与中央各将领来行辕会议进剿计划。杨、于不到，而张之行色匆忙，精神慌惚，甚觉有异，乃以为其今日来时，或彼听余对黎天才训诫之言，使彼心不安；又以其为昨日闻余切训，使彼不乐而已。”12月11日，蒋介石已察觉气氛异样。
当晚，蒋在临潼举行告别宴会，心性多疑的他观察到始终陪伴在侧的张脸色匆慌，日记云：“余思汉卿今日形态之奇特，但终不明其故。”他决计次日离开西安。
宴会结束后，张学良开车送几位大员赶往新城官邸，参加二人举办的宴会，直至晚间十时许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后，杨留在官邸，张匆匆回到公馆——“开工”。
“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当夜，金家巷5号的张公馆西楼二楼会议室里，张学良向他的下属如此形容接下来要发生的“大变”。他宣布行动后，于学忠质疑道：“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有没有考虑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道：“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同一时间，在城北的官邸，杨虎城向十七路军将领赵寿山、孔从洲等宣布“兵谏”，布置城内行动计划。
12日凌晨，两军开始行动：东北军经灞桥前往华清池捉蒋，并担任西安到临潼的警戒；十七路军负责在城内控制中央驻陕的军、警、宪、特，扣押把西京招待所人字形两层楼房几十个房间全部住满的军政大员及眷属。
在西京招待所的史沫特莱“听到一阵机关枪嗒嗒声和步枪的劈啪声大作……步枪射击声就在附近的地方，门窗破裂声，玻璃哗啦声，大祸临头、临死前的哀号惨叫声，女人的尖叫声，汽车引擎突然发动声，混成一片”时，五间厅亦发生激烈枪战。“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蒋之《西安事变日记》如是载；乱战中，蒋的13名卫队士兵被打死。他于是从后窗仓皇出走，越后墙东逃，摔伤脊背，由侍从扶掖上山，藏于骊山绣岭虎斑石旁的穴洞——这即是网络上“西安第一届睡衣登山大赛”梗之来源。
据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听到的故事，刘多荃、白凤翔、孙铭九等带队负责捉蒋，当他们冲入五间厅蒋之卧室，未见人即向设在新城官邸的临时指挥部打电话报告。据当时在卫队营第七连的张化东回忆，卧室中假牙、军服尚在，“摸了床上的被窝，还是热乎乎的”。张、杨听说假牙泡在水杯里、被子有余温、汽车亦没有少，就估计跑不远，杨当即指示扩大搜索范围。
“及至山腹，适有一岩穴，荆棘丛生，但恰可容身”，《西安事变日记》毕竟是日后陈布雷改写的，可比孙铭九的回忆干瘪不少：“我们沿着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内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张化东描述的场景更是狼狈。他们朝大石头喊话，一个卫士爬了出来，被问及“还有人吗”时指着大石头背后说：“先生在里头。”接着蒋从乱草丛中爬出来，“他身穿一件深蓝色夹袍，下身只有一条白色单裤，光着双脚，抖抖索索。”“叫他跟我下山去。他越发抖得厉害，不肯走。我不由分说，命令两名战士架着他走”，最后“死拖活拖，架下山来”。
张学良公馆旧影 供图 张亚萌
蒋被立即送往距新城官邸约300米的新城黄楼东厢房，在此地共住三昼两夜，其间因筋骨受伤，整天躺在床上，不愿见人，也不愿搬离条件较差的新城黄楼，怕遭不测。从12日起，其日记中连续多日写“雪耻”及格言警句，甚至12月30日还有“雪耻”字样，对事变的耿耿于怀可见一斑。张、杨、邵力子多次与他见面，均遭呵斥；邵力子回忆，张曾对他说，蒋初到这里时“怒气极盛，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并且拒绝进食，也不肯穿送去的寒衣”。
蒋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形容宣泄愤懑的方式是“绝食”，但据负责关押的宋文梅回忆，12日蒋吃过麦片粥和橘汁；杨虎城之孙杨瀚亦查阅过大量资料，认为并不存在绝食——是不能吃，而非不吃——他仓皇出逃时没戴假牙。后来副官们为他弄来牛奶、稀饭等流食；听说蒋“无牙吃饭”，张下令孙铭九设法找回假牙，蒋很高兴：“谢谢你们，有了它，我就能吃饭了。”
事变当日上午，陈诚等人被迫在《对时局通电》上签字，即“张杨通电”，包含“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主张。1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会等18个团体发表通电，拥护八项主张；三天内，晋湘贵川桂各地救亡组织响应主张的电报就逾千件……但张、杨在舆论上并不占优，由于新闻封锁，国人多对主张内容不明就里，各大媒体视其为“犯上作乱”，要求“立即恢复介公自由”；胡适、冯友兰认为“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或谴责张、杨行为，或劝说和平解决；17日，孔祥熙致电张：“陕变起后，全国各地公私法团、全军袍泽，无不愤慨。……欧美各国舆论，无不一致谴责。”国内根本没有出现二人所期待的群起响应的热烈场面；而国外报刊亦登载大量谣言和猜测：蒋已被杀，头颅被钉在大街柱子上；少帅恢复吸毒，西安淹没在血泊中……
“我只求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处置。”“张杨通电”中这样说。12月20日二人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中说得更为明确：“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愤吗？也不是。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去抗日救国。”
然而事态已经无法控制。
张学良公馆东楼西侧面 摄影 孟慧忠
14日傍晚，蒋介石终于从黄色墙体、房顶覆黄琉璃瓦的新城黄楼移居与张学良公馆仅一墙之隔、国民革命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公馆。促使他转变态度并移居的，是曾任张的顾问兼老师、如今作为蒋顾问的威廉·亨利·端纳。
14日下午，端纳从洛阳飞抵西安，在张的陪同下见到蒋，给他带去了宋美龄的信。蒋见信后伤感哭泣，信中“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一语更是触动了他。
宋美龄说“戏中有戏”，自然是一场大戏——12日下午4时35分，南京方面首次得到事变消息，当夜，国民党中常委中执委即在南京中央党部召开紧急联席会议，要以武力应对张及其所部，由何应钦指挥调动军队；戴季陶、居正、朱家骅、叶楚伧、吴稚晖、陈立夫、陈果夫、张道藩等均主张讨伐。
13日晨7时，南京政府“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的命令已经发表，而宋美龄、孔祥熙、端纳刚从上海乘火车抵南京；昨日在寓所开会时得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而“震骇莫名”的她，看到政府中一片混乱，何应钦正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讨逆”之箭已蓄势待发。
也就在此时，宋美龄收到张诉说发动事变苦衷的电报，又获悉英美驻华大使力主和平解决的态度，遂安排端纳赴陕。14日晚，端纳报告蒋安然无恙，代邀宋或孔来陕谈判，宋美龄欣喜若狂，“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但政府内部暗隐的反蒋势力开始抬头。得知事变，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立即求见希特勒，表示德日如能支持他回国执政，愿代表中国加入轴心国集团。各方势力不断“上场”，使得为停止内战而引发的事变在客观形势上使内战风险加剧：16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随即七个师开进潼关，逼华阴、华县；十余架飞机向渭南、富平、三原投弹，炸死炸伤百姓多人；更拟轰炸西安，因遇天降大雪不利于飞行才作罢。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在渭南准备迎击“讨逆军”；应张、杨之请求，中共中央集中红军主力南下三原、泾阳，向两军靠拢，内战一触即发。
“没有人想要内战，除了那些想从蒋氏之死中获益的人。如果发生大规模内战，受益的将是日军。……为了所有忠诚的爱国人士的利益，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内战的爆发，只有少数位高权重的人希望开战。”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分析。16日，端纳劝说蒋下令停战；蒋既害怕讨伐会危及自身性命，又想利用军事威胁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故写了一道致何的手令，强调“停止轰炸为要”，为和平解决事变创造了相对平稳的外部条件。
应张之邀，15日晨，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等18人从今志丹县的保安镇启程，骑马驰往肤施，当晚留宿在安塞；不利于飞机飞行的大雪也让他们从保安到肤施的170里路几乎走了两天，次日晚赶到肤施北门外，17日清晨绕过肤施城西，飞抵西安已是傍晚了。
周一行人抵达后，即住本来为管理函电的职员和驻外东北军军官而设的张公馆东楼，周住三楼东边两间相通屋子里，一间为卧室，一间作客厅，工作人员住二楼，原有的小电台设在半地下室的底楼。当晚周与张在小客厅长谈，周通过电台向中央报告了情况。
不同于张自1935年10月起租住的公馆，杨虎城位于城西北的“止园”是他1930年购置清代庙产而建，竣工时为纪念他在胶东、豫东作战得胜，取“紫气东来”之意命名为“紫园”，1933年杨被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后，改名为“止园”，表仅止于斯之心境。1936年12月18日，周来到这座碧瓦朱柱之间细部装饰带有许多西式元素的小巧二层楼房与他会谈，表示力争和平解决事变。“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杨说。
止园一景 摄影 孟慧忠
抵达西安不足18个小时，周已“搞定”二人，谈判桌上的“三位一体”正式形成。他们即将迎来的是事变舞台上另一批“主演”——22日，宋美龄、宋子文、蒋鼎文、戴笠等同赴西安。同日蒋宋于高桂滋公馆聚首，均感慨万千。“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吾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蒋屡言以身殉国，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矣，君之责任，乃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在至亲之人的劝导下，蒋授意二宋与西安方面谈判，确定的内容他以“领袖人格”作保，回南京后逐条逐步执行。
12月23日的张公馆西楼二层会议室，早已没有事变前夜“拧灯泡”的剑拔弩张，而是充满了政治博弈：宋子文代表蒋谈判，基本接受周提出的停战、改组政府、停止“剿共”等六项条件；24日，宋美龄加入会谈，逐条讨论前日所提条件：“明令中央入关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
谈判中，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战：“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解决，不应擅用武力。”她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称自己负有“上梁盖顶”的“无可旁贷之责任”，其实所有参与会谈者又何尝不是。
张学良公馆西楼会议室内，再现了1936年12月24日，张、杨与周恩来及南京方面宋美龄、宋子文举行和平谈判的场景。 摄影 孟慧忠
12月25日，圣诞节在各方的最后角力与博弈中降临。当日上午，周在宋美龄陪同下与蒋再度会面——不同于昨夜并未多谈的寒暄，此番会谈间，据周当日给中共中央所拍电报，蒋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周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赶紧打圆场， 以后不‘剿共’了，“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见面要互相见谅。这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蒋任黄埔军校校长，周为政治部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曾发布巨额悬赏缉拿周——转眼十年，境况殊异。
25日下午近三点时分，张“越庭院而来，身后随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惊异状”。但“释蒋”能否出城，取决于杨的态度。三点过后，张给杨打电话要他来公馆。杨赶到时，看到蒋出门准备上汽车。张低声对他说，现在就放他走。事出突然，二人没有争执，送蒋至今日成为丰庆公园的机场。待周得知消息赶去机场时，为时已晚，周和杨都认为没有保证就不能放蒋走。
张学良一别金家巷5号，再未归来。当日傍晚，张陪同蒋飞抵洛阳，次日抵达南京——此时汪精卫尚未抵国境。历时半月之久的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12月27日、28日，被拘禁于西京招待所的军政大员也陆续获释返京。25日傍晚，杨虎城设宴为大家践行，蒋百里戏曰：“昨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客，真余等之谓矣。”满座皆大笑。
止园杨虎城会客厅 摄影 孟慧忠
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张学良晚年接受唐德刚采访时这样说。
他对唐说，他的弱点是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唐问：“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张答：“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唐又问：“蒋不是你的上司吗？”张哈哈笑说：“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
历史如走回头路，胆大自专的秉性、不计利害的牺牲精神、满腹忧患的爱国热情，也会让“送蒋”成为张的必然。事变发生当日，张就对杨说：“不但要见他，说好了，我们还要送他回京去。”14日晚，他亦在广播中声明：“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24日圣诞节前夜，宋美龄曾紧催张放蒋：“圣诞日为停战期限之最后一日，如今日不能释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孔祥熙亦言，圣诞节当天放蒋，不啻赠国家以无价之圣诞礼物。
“尽早释放委员长是有希望的，但一些可怕的障碍仍有待克服。杨虎城将军的态度是个大问题，他的军队控制着西安城，所以蒋介石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端纳说。张主张无条件释蒋，杨与周主张必须有保证才能释放。24日夜，张、杨曾发生激烈争吵，“争执几至决裂”，直至25日下午，张学良“独行其是”。五十余年后的1990年，张谈及此事时还说：“为了停止内战，我决心牺牲自己。”“如果我不去接受惩罚，那么我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将遗留下问题。我决定为了不挑起新的无谓的争斗，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而牺牲自己。”
“他是在看到中国人被国内矛盾搞得元气大伤，整个民族处在危机的边缘，所以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这完全是一腔热血惹的祸。”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说。林语堂也认为，“必须给予那位湮没无闻的张学良将军以充分的赞扬，因为他导致了这次事件的发生，在整个处理过程中，都完全出于爱国的而非个人的动机”；没有西安事变，统一战线“就不可能产生，中国也就不会做好抗战的准备”。
中国已做好抗战准备——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8月22日，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讲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毛泽东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7年2月，周恩来离开张公馆，移住七贤庄，4月初离开西安，在此地艰辛工作逾三个月，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善后处置做出卓越贡献。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在题为《一个完人》的悼文中写道：“周恩来无处不在。他同重大的事情紧密相关。”1937年8月25日，曾为秘密据点的七贤庄正式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日后见证了“万千青年奔赴延安”的历史。而海伯特医生，则在事变那天拂晓听到枪声四起，想去西京招待所找史沫特莱问个究竟，却不幸被戒严军队误伤而亡。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七贤庄）纪念馆一景 摄影 孟慧忠
对于见证了蒋在被扣期间“一哭一笑”的端纳而言，事变似乎是他在华经历的巅峰。此后因张学良之自由问题，他渐与蒋关系不睦，三年后不辞而别。
1937年2月上旬，陈布雷捉刀将蒋自事变前一日至返抵南京的16日间的经历与感想连缀成1.5万余字的《西安半月记》；6月《西安半月记》与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合并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蒋“因祸得福”，成为全国抗日统帅，威望日隆。而今五间厅墙壁上事变当日双方激战留下的弹孔犹深，各屋桌床茶具火炉地毯电话……均按原貌复制摆放，1957年梅兰芳在华清池游览时，为沐浴室题写了“杨妃池”匾额；半山兵谏园陈列扣蒋所使用的飞机、火炮。1936年至1946年间，陈诚、戴季陶、陈立夫、陈果夫、胡宗南、林森、卫立煌等于虎斑石周围岩壁上题词刻石纪念，1946年胡宗南倡议、黄埔军校七分校全体士官募捐修建了高4米的“正气亭”，新中国成立后更名“捉蒋亭”，1986年改名“兵谏亭”。20世纪40年代蒋曾三度到访西安，但他不再下榻华清池，而是将行宫设在王曲常宁宫了。
宋美龄在事变处理中，对亲日派有震慑力，对嫡系派有号召力，对蒋有感染力，对张有说服力，对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美国外交官约翰·佩顿·戴维斯说，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具有一种要是在前一个时代就会把她推上皇位的气质”，由此她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兵谏亭 摄影 孟慧忠
历史活剧的帷幕再度拉开，人物命运逆转，绚烂后的寂灭成为张、杨的主题。“既然少帅以堂吉诃德式的热情把他抓到的人放掉了，而且陪同他回了南京，那么，起事者就一举把自己手中最大的王牌丢掉了，把最有价值的人质放弃了。”贝特兰说。1936年12月26日下午，张抵南京后入住宋子文公馆；31日，张因发动西安事变被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10年徒刑。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将之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1月13日，张飞抵浙江奉化，在中国旅行社雪窦山招待所开始“读书悔过”。
在西安机场，张曾突然交给杨一个给东北军的手令：“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杨虎城）、孝侯（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然而张之希望落空，此后东北军内乱不息，发生枪杀王以哲的“二二”事变后，拥有25万将士的东北军听命东调。同样在机场，蒋曾对二人说的“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亦可看作对杨命运的预兆——不同于与蒋“关系特殊”的张，杨虎城在1936年底至1937年春的“善后处理”中更为被动，“三位一体”政治军事同盟被瓦解，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1937年2月8日，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驻西安，蒋杨之间的博弈亦落下帷幕，杨虎城被迫辞职、放弃兵权出国考察——而今再看他请蒲城同乡、书法家寇遐所题“止园”二字，更有“止戈为武”的悲壮。
奉化-黄山-萍乡-郴州-沅陵-修文-贵阳-开阳-桐梓-重庆-新竹-高雄-台北……如今张公馆修整为西安事变纪念馆·张学良将军公馆，在中楼展览中以地图形式呈现张在事变后半个世纪的流迁幽禁之路。对于往事，他绝少再提及；蒋去世时，他写了“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作私人吊唁。
张公馆现为西安事变纪念馆。 IC Photo图
“我要以毕生的精力，把兵练好，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将日本在华的势力扫除净尽，竖军旗于长白山之巅，饮马于日本海之滨。”1925年“五卅惨案”后如是写信给于右任的杨虎城，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多次电请回国参战，均遭拒绝；在当年10月收到宋子文“宜自动回国”电示启程回国后，12月即遭软禁。
“他是一个耿直的军人，谁也没有怀疑他的爱国心……他是头一个赞同扣留蒋介石的人，也是最后一个非常不情愿地同意释放蒋的人。在所有参与这次事变的带头人物中，他到头来是失败得最惨的一个。”贝特兰说。1946年9月6日，杨虎城被押到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杀害，时年56岁。
止园春天盛开的梨花 视觉中国 图
西京招待所以北不远的革命公园，是1927年为纪念西安围城期间死难军民而建，如今更像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市民在公园空地歌舞、骑单车、遛娃、举办相亲大会……很难令人想起1936年11月28日在此地举办的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张、杨联合发表过演说。1939年冬，杨虎城被关在贵州息烽玄天洞，张学良在贵州修文阳明洞，两地相距仅40公里，看守他们的部队也隶属于同一团，但二人都不知道对方其实近在咫尺，只有止园中松柏常青，张公馆院中两棵海棠每到春日时分，花朵竞相开放。
张亚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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