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见观潮 高恒
“租房”这件事,本该是选择,如今却成了很多老年人的最后一张选项卡。
他们不是没有退休金,也不是不守规矩,只是因为“老了”这件事,在租赁市场上成了负担。他们被房东回避,被制度遗漏,被中介算法无视。搬家成了晚年的日常,稳定变成了一种奢望。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全国近20%的独居老人依赖租房解决居住问题。这不是个案,而是一个被低估的“城市性难题”。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场静默中的危机?靠个人适应显然不够,靠市场“看心情”也远远不够。它需要一次面向未来的集体性思考——在一个老龄化社会里,衰老本不该成为被市场排斥的理由,晚年更不该是一场独居漂泊的流放。
让老人住得下,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良心。
01·租不到房的老人,不是个例
“没有儿女陪同,不租。”
“70岁了?那还是算了吧,怕出事儿。”
“不是说不给你租,就是你这个年龄,我们确实不好处理……”
73岁的王国福,已经记不清自己在北京被第几个房东拒绝了。他穿着整洁的衬衫,拄着助行器,一遍遍地解释:自己身体健康、有养老金、会自己做饭、从不拖欠租金——但这些“好租客的标准”到了他这个年纪,却突然都变得没用了。
“没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一个随时可能出事的人。”王国福苦笑着说,“他们怕我死在房子里。”
他不是城市最弱势的老人,也并非完全无依无靠——每月退休金超过4000元,有医保,独立生活。但他也不是孤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19.8%的城市独居老人靠租房或借住生活。尤其在城市,租房成为独居老人最常见的居住方式之一,这一群体往往在房东与中介的犹疑与避险中,逐渐被租赁市场边缘化。
老年人租房,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从普遍观念看,老年人应当“拥有自己的房子”,租房似乎只是年轻人过渡时期的选择。而现实却是,越来越多老年人因子女工作、原居住房拆迁、身体机能退化等原因,被动走入租赁市场,却发现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群体”。
他们不是不讲信用,不是付不起租金,也不是生活习惯不好,而是“年龄本身”成了一道看不见的墙。
在北京市老年志愿者协会会长马乃篪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被动需求”——许多老人并不愿租房,但现实条件让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为了照顾孙辈而从外地赶来、为了避免代际摩擦而另觅住处、为了逃离没有电梯的旧楼、为了临时求医,或只是因为自己老了,家不再是自己的。
他们不是租不起,而是租不到。
“没有家,不代表无家可归;但一个没有归属感的房子,也难以真正成为‘家’。”王国福说这话时,坐在他租来的小屋里,窗户朝北,阳光照不进来,他已经连续搬了五次家。
02·搬家,是他晚年的日常
王国福第一次租房,是在他快70岁的时候。
他原本住在北京南三环的一个老小区,那是上世纪单位分配的房子,一住就是三十多年。楼下有熟悉的早点摊,理发店老板见他都会多剪两刀白发,不收钱。日子虽不富裕,但熟门熟路,过得安心。
直到小区通知整体腾退改造,住户要么等两年新房交付、要么领取拆迁补偿金,自行解决过渡期住房问题。他领了一笔钱,想着:“有钱租房,顶多搬两次,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可他很快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去中介登记时,对方打量了他几眼,问:“大爷,您是自己住吗?年纪多大了?”他老老实实回答说73,结果对方支支吾吾地说,“得再问一下房东。”一问就是没下文。
第一套看中的房子朝南、有阳台,王国福特别满意。可临到签约,房东说“家里老人不同意,怕不吉利”,把房子租给了别人。第二套是一间合租房,房东明着说:“你年纪太大,我真怕你出点事儿,我兜不住。”第三套虽然勉强租下来了,但签的是“免责合同”——合同上写明:“租客因身体健康问题产生任何责任,房东概不承担。”
他没得选,只能签字搬进去。
从那以后,王国福开始了一种他从未想过的“漂流式生活”。短则三个月,长则八九个月,他不断搬家,租金时涨时跌,地段越搬越远,生活越来越没有着落感。
他曾短暂住过一次养老院,是通州一个月租2800元的私营机构。刚进去的头几天,工作人员很热情,饭菜也合口。但半个月后,他就觉得不对劲——早上6点起床、8点集中吃饭、10点要去活动室“参加集体活动”,一整天像在上班。他偷偷溜出去买菜被批评,还被要求“请假”才能出门。
“不是说照顾不周,而是活得不像人了。”他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搬出来了。
后来他尝试申请“老年公租房”,社区答复是“要排队,先提交材料,等通知”。几个月过去,没有回音。他不再问了。
每次搬家,他都得拎着沉重的行李箱,自己打车、搬东西。每次搬进新房,他都要熟悉周边的超市、菜市场、地铁站。他不敢生病,担心一病不起,房东会借机赶人。他也不太敢交朋友,怕搬走后难以联系。他说:“晚年生活,不像是退休,更像在出差。”
最难的一次,是他租住的一套电梯房,忽然因为房东打算卖房,被要求两周内搬走。他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合适的地方,一度想临时住进快捷酒店。那天晚上,他给儿子发了三条语音,最终全部撤回。
“他们有自己的家,我不想打扰。”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
03·老年人租不到房,是谁的错?
王国福并不穷。他有退休金、有医保,甚至比一些年轻租客更稳定。但他仍然租不到房子,不是因为不够好,而是“太老了”。
这不是偶然。在房东眼中,年龄成了某种“看不见的风险”:担心突发疾病、怕老人死在屋里、怕子女纠缠、怕责任难以界定——所有这些没有写进法律条文的隐忧,汇成了一道无声的门槛。
一位中介工作人员对高见观潮坦言:“不是我们歧视老人,是房东根本不想听‘老年人’这个词。”
根据北京市老龄协会发布的调研报告,“60岁”已成为租房市场的一道隐性分界线。一旦超过这个年龄,房东的态度明显转冷,甚至不等看身份证,便以“房源紧张”或“还没收拾好”为由婉拒。
而中介系统中,针对老年租户的保障和分类服务几乎是空白的。主流租房平台上找不到“适老房”标签,也没有筛选功能可以帮助老人避开高楼层、朝北房、临街噪音等不适合老年人居住的房源。
问题不止于市场,更在制度。
目前,我国《民法典》《住房租赁条例》等相关法律中,并未明确禁止年龄歧视,导致房东在法律上“有退路”,老年人却没有维权渠道。
企事界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睿认为:“年龄歧视被隐匿在房东的‘理性计算’中,看似是市场行为,实则是制度空白的外溢效应。”
与此同时,养老体系本身也无法接住这群被租房市场排斥的老人。城市中的养老床位仍以“失能照护型”为主,服务于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而像王国福这样生活能自理、尚有社交需求的“年轻态老人”,进养老院既不合适,也极度不愿意。
“我不是去被照顾的,我只是想找个能自己做饭、能晒晒太阳、不怕被赶走的地方。”王国福说。
事实上,不只是北京。根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全国有14.2%的老人独居,城市中这一比例更高,其中将近20%的独居老人靠租房或借住解决居住问题。
老年人租房难的本质,并不只是“租房难”本身,而是一整套社会结构缺位所导致的结果:房东避险,平台冷漠,法律模糊,公共政策缺席。
放眼国际,已有不少国家针对这一问题推出制度性解决方案。
比如,日本自2017年开始推行“住宅安全网制度”,鼓励房东将空置房屋租给老年人。政府提供装修补贴、减租补贴,甚至设立专门机构处理老人去世后的遗物,以免房东担心“无人善后”的问题。
再比如,德国、荷兰等国家设有“老年人租房担保制度”,由政府或保险机构提供租金与健康风险的担保,打消房东顾虑。
中国目前尚无完整的风险共担机制,导致所有担心与成本都被转嫁到个人身上——而最无力承担这笔风险的,正是老年人自己。
“租房”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是生活方式,对老人来说,却是悬在日常上空的“生存条件”。
04·出路何在:让老年人租得起、住得安
在老年人租房的现实困境面前,社会并非没有回应。
今年4月,北京市老龄协会与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指出,老年人租房遭遇年龄歧视已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虽然目前仍以个案为主,但随着城市人口结构老龄化加深,这一问题正逐步从“边缘案例”变为“系统挑战”。
越来越多专家呼吁:破解老年人租房难题,不应只靠老人自己适应市场,更需要市场、法律与政策共同发力,建起一个“老年人也能安心租房”的社会保障结构。
首先,是法律层面破除歧视屏障。
目前,我国租赁法律法规中并无“禁止年龄歧视”的明确条款。专家建议,应尽快将“反年龄歧视”纳入《住房租赁条例》等相关制度中,明确房东不得因年龄拒绝租赁。同时,可以推动建立老年人租房信用体系,通过良好履约记录缓解房东不信任情绪。
其次,是风险共担机制的建立。
一大核心问题在于:房东怕出事。因此,不少建议指向开发“老年人租房意外险”“老年责任险”等产品,由政府牵头或保险机构担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由第三方分担风险,避免房东“独自承担一切”。
第三,是供给端的适老化住房体系建设。现实中,老年人并不需要“被照护”,他们要的是——一套适合老年人生活节奏的普通房子。
北京市已于今年1月1日实施地方标准《居家适老化改造服务规范》,提出了诸如“座便器座圈不低于40厘米”“厨房避免流水滑倒”等可行性标准。
专家建议:对于愿意将房源改造成适老住房的业主或企业,可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金融信贷支持。同时,应加快鼓励开发面向老龄群体的长租产品,推动“家庭+社区+租赁平台”形成适老住房新生态。
最后,家庭与个人的意识转变同样重要。
北京老年志愿者协会会长马乃篪建议,子女在购房规划阶段,应将老人未来的居住需求纳入考虑,优先选择配备电梯、靠近医疗资源的户型,避免将老人推入市场的“边缘地带”。
而对老年人自身来说,提前建立信用记录、学习法律常识、适度储备租房常识,也将有助于他们在复杂市场中增强议价与应对能力。
“让老年人住得安心,本质上不是住房问题,而是社会如何面对衰老的问题。”陈亚辉这样说。
这不是某一代人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个人未来都可能面对的问题。“他们今天租不到房,也可能是我们明天的样子。”
(根据要求受访人为化名)